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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端午节最大的意义：五彩缤纷的仲夏之梦（上） 陈连山

七、端午节的饮食
    端午时节，北方有许多水果成熟，如樱桃、桃子、李子等，南方水果更多。作为应时水果，它们自然成为端午节食物。春天孵出的家禽此时也成熟，可以宰杀了。有些地区有端午吃鸡鸭的习俗。另外，吃鸡蛋、鸭蛋、苋菜、大蒜在一些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流行。不过，最有代表性的端午食物还是粽子、菖蒲酒、雄黄酒和五毒饼、五毒菜等。
（一）粽子
    1．粽子的名称与历史演变
粽子，古书也写成糉子，或者叫角黍。它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时令食品，表示的意思是顺应季节变化和帮助季节的运转。农历五月是北方黍子成熟的季节，用新熟的黍子做粽子（角黍）正好代表着新季节。所以，粽子可能起源于北方。
    不过，目前所见最早记录粽子的文献是晋代周处的《风土记》。周处是阳羡人，今属浙江，一生主要在江南地区活动。《风土记》说：端午节前一天把黏米（糯米或黍子）和枣、栗子混合，用菰叶（即茭白叶）包裹，煮熟。这就是角黍，也叫粽子。周处推测粽子象征着阴阳和谐不分。后来北方地区以甜味为主的粽子都属于这种粽子类型。周处还说到粽子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把很肥的乌龟煮烂，去掉骨头，拌上盐、豆豉、蒜、蓼等调味品，与黏米放在一起，名字叫“俎龟黏米”，也是粽子的一种。后来浙江等南方地区的肉粽子基本属于这种类型。周处认为乌龟骨在外，肉在内，是“阴内阳外之形”，正好象征端午节阳气极盛在上，阴气初生在下。他推测“俎龟”的象征意义是“赞时”——帮助四季的运转。
    南北朝时期不光端午节吃粽子，夏至节也吃粽子。后来，唐代的苏州、宋代的安徽池州都保持着夏至吃粽子的习俗。这表明，在古人心目中，端午节与夏至节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其节日食物也非常一致。不过，随着端午、夏至两节的合并，到了明清时代基本都统一为端午吃粽子了。
   唐代国力昌盛，粽子不仅是食物，而且成为游戏对象。长安城流行用箭射粽子，射中者可以吃。民众如此，皇宫也如此。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 《岁时广记》中也有唐德宗用角黍赏赐大臣的记录。（粽子——端56-1,2共两张去底）
唐、宋时代端午节的粽子品种极多，其名不一。有九子粽、百索粽、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杨梅粽、巧粽，等等。而宋代人不仅吃粽子，还用粽子作祭品来祭天。
    明清时代至今，全国各地基本都保持着这一习俗，以至于端午节得名“粽子节”。北方的粽子基本都是甜味的，用料是糯米，或者糯米加豆沙，或者红枣。外包棕竹叶，或芦苇叶，用叶条或五色线捆扎。蒸煮之后，蘸白糖食用。江南地区既有白粽子和豆沙馅的甜粽子，也有肉馅的咸粽子。浙江嘉兴、广东广州均如此。而且，北方只在端午吃粽子，而广州则是四季都吃。
    2．吃粽子的传说
    当吃粽子成为习俗固定下来的时候，人们创造了各种传说故事来说明它的起源和意义。其中主要是关于屈原的传说。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大臣，忠君爱国，但是却遭楚王流放，最终自沉汨罗江而死。楚国百姓一直纪念屈原，按照晋代王嘉《拾遗记》的说法，屈原死后，楚人把他崇拜为“水仙”，水中的仙人，建立祠庙祭祀他。
其实，最早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传说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他说端午缠五彩丝的习俗是因为屈原。令人遗憾的是，应劭没有记录详细的故事情节。
    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第一次记录了完整的粽子源于纪念屈原的传说：屈原在端午日自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哀悼他。每到端午节就在竹筒中装上米，投进河里祭祀屈原。可是，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屈原显灵给欧回说：“过去人们送给我的竹筒粽子外边没有五色丝和楝树叶，都被蛟龙偷走了。请以后献祭的时候缠上五色丝和楝树叶。”欧回遵照屈原的吩咐做了，于是形成了后来包粽子的习俗——竹筒外边缠五色丝和楝树叶。楝树叶有浓烈气味，古人用来辟邪。这种粽子，唐代还有流传，叫做“新筒裹練（楝）”。
    吴均记录的关于粽子起源的传说得到广泛传播，其主要情节一直流传到今天，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一个来自艺术虚构的传说，为什么能够得到全民的认同？
    首先，屈原是一个伟大历史人物，把端午粽子归结为纪念屈原，就为这个普通的节日食品增添了神圣色彩，传达了人民的道德观念。
    其次，它美化了日常生活。原来的粽子只是竹筒装大米，而传说中要求用五色丝捆绑，还要加上楝树叶。从视觉上，更加美观了。可五色丝和楝树叶原本都是辟邪的，解释未免玄虚。而传说对此的解释是防止蛟龙偷吃，而且是屈原亲口所讲！这样的解释具体而生动。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自从屈原传说出现以后，原本以辟邪保健为唯一目的的端午节习俗开始出现纪念古代圣贤的因素。端午节原本只是体现人与自然节律之间的关系，但从此以后，也开始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渗透了社会道德思想。这是端午节习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端午节的酒
    端午节饮用的酒有菖蒲酒、雄黄酒、菖蒲雄黄酒和朱砂醑等。据说它们的功能是辟除瘟疫之气，或驱逐毒虫。
    菖蒲是端午节一大主角。它不仅用来做蒲剑、蒲人、蒲鞋等装饰品，它的根和叶子还被用来泡酒，即菖蒲酒，简称蒲酒。东汉时代就有菖蒲酒，但不知道是不是端午节专用。南北朝时期宗懔《荆楚岁时记》云：“端午节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辟瘟气。”这里所说的是根部有很多环节的菖蒲，即石菖蒲，用根泡酒。唐代医圣孙思邈《千金月令》说端午时节把菖蒲切碎了泡酒。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具有药用价值：“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由此可知，菖蒲酒辟邪的说法中包含着一定的科学道理。
    雄黄酒，是把雄黄研碎，溶解在酒里。雄黄入药，也被用于辟邪，所以雄黄酒也是用来辟邪的。饮雄黄酒的习俗，宋代以后比较常见。有时候还加入菖蒲丝，称为“菖蒲雄黄酒”。元代的瞿祐《四时宜忌》云：“五日午时饮菖蒲雄黄酒，辟除百病，而禁百虫。”明代《五什俎》里记载雄黄酒的制作与使用方法比较详细：端午节用雄黄泡在酒里饮用。另外，还用雄黄酒喷洒在房屋墙壁和床帐上。对于婴儿，则要用雄黄酒涂在耳朵或鼻子上，这样可以避蛇虫毒害。这和现代常见的用雄黄酒在儿童额头写“王”字大致类似。
    关于雄黄酒能够辟邪的观念还出现在著名的《白蛇传》传说中。白蛇修炼成精，化为白娘子，与杭州人许仙结成美满婚姻。但是，在端午节饮用雄黄酒后，白娘子现出蛇形，竟把许仙吓死。在这个传说中，雄黄酒的辟邪力量是如此巨大，连白娘子这个已经修炼成精的蛇也无法抵挡。
    朱砂醑，就是朱砂酒。明代冯应景在《月令广义》介绍说：端午日用朱砂醑，辟邪解毒。人们还用手指蘸了多余的酒，涂抹在额头、胸口，或手足心，这样就可以免除虫蛇之患。用这种酒喷洒墙壁门窗处，可以赶走毒虫。古人为什么这么信任这种朱砂醑呢？朱砂既是药物，又是辟邪物。用朱砂于酒，目的当然也是辟邪。
    清代，北京地区普遍流行菖蒲酒或雄黄酒。部分饮用，部分洒在床帐之间，部分用来涂抹小儿额头或耳鼻。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和《宛平县志》都有记载。
    黄河流域，山东的惠民县、邹县均有菖蒲雄黄酒。陕西凤翔县也是菖蒲雄黄合用。长江流域的江苏苏州的所谓雄黄酒，其实也是把雄黄末、菖蒲根一起掺在酒里。浙江的嘉定、六合、新昌、富阳等地也有饮用菖蒲酒、或雄黄酒的习俗。范寅《越谚》记录越地习俗说：把菖蒲、雄黄放在烧酒（即白酒）中，称为“蒲黄酒”，专供端午节中午饮用。饮后，再喷洒在墙角和门上。酒中多余的雄黄，用来在孩子额头书写“王”字，并且抹在孩子眼睛、耳朵和鼻孔。据说这些措施都可以辟除毒虫蛇蝎。另外，广东有喝“菖蒲雄黄醴”的习俗。醴，也是酒的意思。
    但是，二十世纪后期，饮菖蒲酒、雄黄酒逐渐消亡。
（三）五毒饼，五毒菜
    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南京都有专门的灭五毒的食物——五毒饼、五毒菜等。当时北京富裕人家购买有五毒图案的糕饼，叫“五毒饽饽”，味道甜美，也用来馈赠亲友。这种五毒饼的原料是玫瑰花、蜂蜜、白糖、核桃仁、松仁作馅，外包白面粉酥皮，香甜可口，上面加盖红色的五毒形象。“民国”时代，南京的五毒菜是杂炒银鱼、虾米、茭菜、韭菜、黑干（木耳）等五种原料制成。这些食物原料并没有任何毒性，南京人只是把它们当做五毒的代表使用而已。
八、端午节的祭祀
    端午的祭祀活动有不少，一是祭祖，二是祭神。所祭祀的神灵，有天神、张天师、钟馗、瘟神，等等。
（一）祭祖
    古代中国盛行祖灵崇拜，但凡节日，一般都有祭祖活动。端午节也不例外。仲夏五月是黍成熟的月份，先秦时代于此月举行尝新礼仪——品尝新收获的黍。《吕氏春秋》记载，仲夏之月，天子用雏鸡尝试刚收获的黍，并把樱桃献给祖庙。
    唐玄宗在五月五日向祖庙献夏季服装和扇子。这是典型的端午祭祖活动。民间祭祖没有皇家礼仪那么复杂，一般是在端午日吃饭之前，用酒和粽子等节日食物祭奠祖先，然后全家食用。

（二）祭神和贴挂神像
    端午节祭祀的神灵各不相同。
    有些人祭祀抽象的天或者神。宋代端午节长达五天，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用《岁时杂记》记载：京城里自五月初一开始，家家摆设团粽、蜀葵、桃柳枝、杏子、林禽（檎）和柰子，焚香、或作香印祭天。一连五天。南宋时代流行在端午节中午焚香、点蜡烛祭神。
    有些人祭祀张天师或钟馗。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号称张天师。宋代皇帝尊奉道教，张天师也就成为神灵之一。宋人在端午节常悬挂或张贴所谓“天师符”以辟邪。这天师符有些是画的骑艾虎张天师，有些则是绘天师印，或其他符箓。也有塑造张天师泥像的。钟馗是唐代人，死后被崇拜为捉鬼的神灵。清代《燕京岁时记》说，北京商家出卖天师像和钟馗像，百姓买回去，贴在门上。这样，他们就能赶走鬼怪。苏州旧风俗也有端午挂钟馗像的内容。
民国时期，两广地区端午节午时焚香，向太阳行三拜礼，似乎是祭祀太阳，可是当地人表示只是泛泛地祭拜天神，并非祭祀太阳。
（三）送瘟神
   瘟神，就是瘟疫和疾病之神。端午正是盛夏，害虫多，疾病多。所以，在这个特定时刻祭祀瘟神倒是很符合实际要求的。人们对付这个瘟神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祭祀瘟神，第二种是“送瘟神”。相信瘟神掌握瘟疫，祈求他保护人类免遭瘟疫的时候，就采用祭祀瘟神的方式；相信瘟神带来了瘟疫，那么就要采取送瘟神、甚至烧瘟神的方式了。
    各地祭祀瘟神，或送瘟神的大致时间都在端午节，或端午前后。
    送瘟神习俗与端午竞渡有密切关系。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从四月初八开始，沿江各庙备船择日下水，进行竞渡，至端午节结束。竞渡的目的是消除灾祸和瘟疫。范致明还记录了真正的送瘟神活动：“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把草编的船放到河里，称为“送瘟”。
    根据方志记载，明清时代的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都有端午送瘟神活动。例如，广东南雄在天中节（端午）的中午时分，用茅草船装上天符神，敲锣打鼓，送到河里漂走，号称“遣瘟”，即遣送瘟疫。山西阳曲有五瘟庙，僧人们派人把车做成龙舟形状，装上五瘟神像，叫做“送瘟船”，从五月初一开始遍游大街小巷。清代河南《扶沟县志》记载：“（五月）朔日（初一），里民造瘟船，送瘟神于河。”湖北武汉在五月十八日，把瘟司庙供奉的神（即瘟神）抬出庙门巡游。人们在大街上拖着茅草船走，号称“逐疫”，就是驱逐瘟疫。湖北大冶也在五月十八日举行“送瘟”仪式。制作一个数丈长的龙舟，上面设三闾大夫（即屈原）像，送到河堤焚烧。
    祭祀瘟神活动在现代依然流传。民国时期，河北定县有瘟神庙，创立于隋代，原名“瘟司庙”，其中供奉着五位面目狰狞的瘟神。据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的《重修瘟司庙记》说，这五个瘟神的前身是五位擅长医治瘟疫的游方郎中，死后被人们尊奉为神。五月初三举行“劝驾”仪式，众人抬瘟神像巡游主要街道，一路上有高跷、秧歌、狮子会等表演随行。沿途善男信女或染病之家，多在自家门前焚香祭祀，祈求保佑。游行结束，把五瘟神像送回庙里。初五正式举办“瘟神庙会”。众人进庙参拜，焚香、烧纸钱、纸马给瘟神。祭品有粽子、馒头、小米饭等。庙中戏楼还要唱戏。庙前则是盛大的庙会市场，出售祭品和日常用品。整个活动到初六才结束。
九、出游避灾
    古人追求生活方式与自然变化相一致。为了顺应仲夏月的时序变化，他们或登高望远，或乘水临风。目的不在于游玩，而是为了回避邪气，祓除不祥。
    由于时近夏至，阳气即将衰微，阴气回升，而登高，可以回避阴气。所以《礼记?月令》说端午要登高。
    《西湖老人繁盛录》记录南宋临安（即杭州）人端午节游西湖，或欣赏荷花，或泊船于柳荫之下饮酒，十分悠闲自在。这是到水上游乐。
    这两种端午习俗，在后来都有流传。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录北京人端午节中午以前，都到天坛“避毒”。此外，北京人虽然没有竞渡习俗，却竞赛游玩——“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粱桥，东松林，北满井”。金鱼池、高粱桥、满井都是有池塘或河流的地方，只有松林的位置不详，可能也在水边。到水边饮酒，自在逍遥。人们出行到水边的动机，第一是离家避灾，第二是到水边洗浴以驱邪。
    相对而言，端午登高比较少。因为它和重阳节登高有所重复，特点不鲜明。（钟馗像（朱沆作品）——端11）
    现代民间比较常见的还是到河边避灾的习俗。现代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北京附近丰润县有“躲避灾星”的习俗。五月初一，家家用棉布、棉花缝制小狗、小人、小袋子，带在孩子身上。小布人分男女，分别给男女孩子带。父母焚香祷告，祈求神灵保护。如果孩子能够一直保留着小布人不丢，则认为所有灾殃都由小布人代替了。到了初五中午以前，母亲带孩子到水边，躲避灾星。回家时，把所有小布狗、小布人、小袋子都扔到水里。据说，小布狗是用来咬灾星的，小布人代替孩子受灾，小袋子装晦气。这些东西随水流去，就可以保证一年无病无灾。
    根据河北省东部迁安一带的传统习俗，端午日上午，妇女要到河边游玩，叫“走百病”。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到河边游玩消除各种疾病。冀东农村人在端午节前佩带艾荷包，端午节下午扔掉，叫“扔灾”。而民国时代的贵州贵阳也有类似习俗：端午午饭后，全家出外游玩，叫“游百病”。据说游后可以消除百病，保证健康。成都妇女端午节头上插栀子花。晚上，把栀子花扔进河里冲走，据说这样就可以不生火眼——即红眼病，这是夏季比较容易出现的传染病。
传统习俗中的各种出游避灾活动，目前有逐步淡化的趋势。
十、沐浴兰汤
    夏季炎热多汗，为了保持清洁，沐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端午节的沐浴却不仅仅是为了清洁，更主要是为了祛除邪气。所以，端午沐浴不仅用热水，水里还要加上能够辟邪的兰草。战国时代出现的沐浴兰汤习俗就是这样。兰汤，就是加了兰草的热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泡水的药草有变化，有时候是兰草，有时候用艾草、桃叶、柳叶或菖蒲，甚至是用“百草”——各种各样的草药混合使用。但是，这些都是从沐浴兰汤发展来的，实质也跟兰汤近似。
    南北朝时期，北方人重视端午沐浴，习凿齿和朋友曾在五月五日一起沐浴，游玩。北宋时代，一直沿袭沐浴兰汤。苏轼《皇帝阁四首》诗云：“喜辰共喜沐兰汤”，晏殊《御阁》诗云：“沐浴兰汤在此辰。”这些作品都是端午节应制诗。诗歌内容都写到沐浴兰汤，可见这个习俗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端午节才获得“浴兰令节”的美名。
    当然，宋代也有不使用兰草制汤的例外。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宋人《琐碎录》云：用艾蒿、柳树叶、桃树叶和菖蒲制汤。材料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不遭受瘟疫邪气的侵害。
    明清时代，端午沐浴广泛流传。各地使用的药物种类繁多。万历年间，福建《建阳县志》记载：“午时为天中节，采百药煎汤浴体，以免疱癣。”建阳人不讲避邪气，而是讲能够避免皮肤病，观念上比以往有所进步。嘉靖年间，福建《仙游县志》记载：“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清代广东《揭阳县志》记载，揭阳人特意在端午节打水储藏，称为“节水”。据说这种“节水”可以长期贮存，不会变质。他们还“……采百草汤以浴身”。节水加上百草，想来效果更大，可以使沐浴者心理上得到更大的安慰。江苏扬州也流行百草水沐浴。根据乾隆时期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当地的公共浴池在端午节给顾客提供百草水沐浴。
    当然，也有坚持沐浴兰汤旧俗的人。明末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录粤地习俗云：“（五月）五日，浴女兰汤。”虽然坚持用兰汤，不过风俗还是有了一点变化，就是只给家里小姑娘沐浴，并非全家。清代江苏如皋县的《如皋志》说：“端午采泽兰煎汤沐浴，昔人谓浴兰汤者是也。”由于当地习俗与上古时代的“兰汤沐浴”非常一致，县志作者特意说明这就是古代的“浴兰汤”，言下颇有自豪之意。不过，同属江苏的苏州人则用艾叶和菖蒲煮水沐浴。
晚清同治年间，四川高县仍然保持着端午沐浴的习俗。县志记载：“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
    现代社会卫生条件大为改善，很多人天天洗浴，洗浴用品中香味剂、甚至于药剂也丰富多彩，端午节沐浴逐步丧失了节日习俗的独特性，越来越淡化了。
 十一、社会交际和妇女归宁
    基于科学方面（气温越来越高）和思想观念方面（邪气盛行）的双重原因，端午是古人十分担忧的特别日子，又是一个休息的大节日。因此，社会各阶层的成员趁此机会互相走访，互赠节日礼物，借以表达相互之间的关怀，从而巩固彼此关系。
（一）民间交际
    1．一般亲友互赠礼物
    东汉应劭《风俗通》里说，当时人互相赠送“条达”，就是一种丝织的手镯。魏晋时期，也有互相赠送五色缕（即后来的五色线）的。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富贵人家每到端午节都要互赠粽子，同时还附带送上其他时令食物：樱桃、桑葚、荸荠、桃、李子、五毒饼，等等。其中五毒饼制作考究，被视为高级礼物。
    “民国”时期，南京盛行端午送鲥鱼和粽子。可是送来送去，有可能最后又转回本家。而此时，鱼已经腐烂不堪，不能吃了。所以夏仁虎在《岁华忆语》里嘲笑这种习俗“足为发噱”。鲥鱼是长江所产的一种名贵鱼类，肉味极其鲜美，当然价格也很贵。得到别人送来的鲥鱼，舍不得吃，再送给其他人，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最后结果是腐烂。只看结果，当然很可笑。但是，站在民俗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应该注意到：互送礼物，本身只是一个手段。鲥鱼也好、粽子也好，只是代表端午这个特殊日子的一个符号。赠送礼物的主要目的还是进行社会交际，密切亲友关系。虽然最后这些食物都不能吃了，但是，在整个礼物交换过程中，它们的确起到了沟通亲友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实现了。所以，尽管这种习俗存在上述缺陷，但是，人们依然行之若素。
    现代广州、宁波等地，端午节亲友之间互相送粽子。太原、成都有亲友互送香囊的习俗。
    2、妇女归宁
    归宁，就是回娘家。古代女儿出嫁，长住丈夫家，难得见到自己父母。而端午节是她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
    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习俗：自五月一日至五日，人们把自家的小姑娘打扮得尽态极妍。而已出嫁的女儿也都在这期间归宁——回娘家。因此，人们把端午日称为“女儿节”。
    现代苏州传统习俗，妇女端午节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回娘家，称为“躲午”，就是让孩子躲过端午节的邪气。湖北也有母亲带孩子去外婆家“躲端午”的习俗。这是妇女回娘家的一个重要目的，当然更加重要的目的还是社会交际。成都妇女也带孩子回娘家。行前，给孩子挂上香包，又带上婆家的礼物出发。在娘家吃午饭之后，带着娘家回赠的礼物，返回婆家。实际上，她代表婆家与娘家之间进行了一次礼尚往来的礼物交换。
    武汉旧俗是五月初六回娘家，比别处晚一天。
    陕西传统习俗：出嫁的女儿端午要回娘家。娘家回送的礼物可以包括夏令衣物、扇子、凉帽、汗衫等，但必不可少的是绣有蛤蟆的花裹肚兜。（五毒蟾蜍泥塑——端15）
    现在，河南农村多有姻亲于端午走动的习俗。在光山县、新县，新出门的女儿由女婿陪同，带礼物回娘家。娘家设宴款待。临行前，娘家要赠送夏衣、雨伞、扇子、草帽及食物。河南其他地区也有女儿于端午回娘家，或者有母亲去看女儿的习俗。互相赠送的食物，也是当地端午节常吃的食物，就是各种油炸食品。包括油条、糖糕、“老鸹（乌鸦）头”、馓子、麻叶儿（类似于北京的排叉）等。
    （二）君臣礼仪
    普通人之间要交际，皇帝和大臣之间也要“交际”。端午节各项君臣之礼就是一种交际，其核心是君主礼贤下士，臣子竭尽忠心。
    汉代皇帝在端午宴会上赐大臣枭羹。东汉章帝则把适合夏季穿的“水纹绫裤”赏赐给大臣。唐代皇帝在端午节大宴群臣，并赏赐夏季服装、百寿缕和扇子等节日用品。这些都是表示皇帝对大臣的关心。
    但皇帝对臣子的这种关心是有政治目的的。以唐玄宗端午赐宴为例，来展示一下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根据《唐书?李元紘传》记载：“五月五日，明皇（唐玄宗）宴武成殿。”唐玄宗在其《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中表达自己对端午宴会的感受说：“……感婆娑于孝女（指曹娥），悯枯槁之忠臣（指屈原）而已哉！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这说明，他所关注的是端午节传说中体现的纪念忠臣、孝女的思想。他希望通过端午节赐宴来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社会关系。这当然有利于统治。
    唐玄宗所赏赐的宴会食物之一是恶鸟——猫头鹰，象征恶人、奸臣。玄宗在《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中曾经列举所赐食物角黍（粽子）、肥龟、“恶鸟”——就是猫头鹰。可见唐代仍然保持着汉代吃“枭羹”的皇家礼仪。北宋皇帝端午赐宴也有枭羹。为什么历代皇帝赐宴总要吃枭羹？并不是因为它好吃，也不只是为了消灭这种“恶鸟”。其最主要目的，还是苏轼《太皇太后阁》诗说得明白：“外廷已拜枭羹赐，应助吾君去不仁。”吃枭羹，是为了帮助皇帝驱除不仁不义的人。可见，赐枭羹的象征意义是驱逐奸臣，警告大臣不要做恶人。
    而获得赏赐的大臣们纷纷献诗，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与感激。杜甫《端午日赐衣》云：“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诗中除了赞美皇帝所赐宫衣之外，最着重表达的还是“终身荷圣情”的感恩之心。看来，皇帝举行端午宴会的政治目的完全达到了。
    正是基于端午礼仪包含着上述政治涵义和政治功能，因此，汉、唐、宋、辽、明各代都有端午节赐宴和赏赐大臣的礼仪。
十二、龙舟竞渡
    端午节最热闹的活动，当然还是龙舟竞渡。不过，历史上的竞渡习俗，有的在春季，有的在秋季，不一定都与端午有关。本文只介绍和端午相关的竞渡活动。
    端午竞渡在晋代已经出现。南北朝至隋，主要流传于南方地区。唐代以后开始传入北方。但历史上这个习俗主要还是存在于河流较多的南方各省，北方比较少见。
    （一）龙舟竞渡的历史演变
    端午节竞渡习俗起源的原始材料失传。民俗学家根据后代一些地区龙舟竞渡之目的在于禳灾驱瘟，推断龙舟竞渡的原始含义就是驱邪送瘟。这个假说很有价值，使我们能够透过娱乐性的竞渡活动看到它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
    目前可见的最早记录端午竞渡的古籍是晋代葛洪《抱朴子》。唐代《北堂书抄》转引其佚文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按照传说，屈原自沉汨罗是五月五日，因此，这条史料所记录的竞渡正是端午竞渡。而且，当时竞渡习俗已经和纪念屈原的传说结合在一起，原始的驱邪送瘟意义已经隐藏到背后。
    端午竞渡起初是在南方流行。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录楚地习俗云：“是日（五月五日）竞渡，采杂药。”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探索竞渡起源的时候说：南方人有竞渡习俗，并且传说竞渡习俗起源于屈原沉汨罗之日百姓竭力营救他。但是，杜台卿注意到北方河流少，船更少，因此北方很少有端午竞渡的活动.

    唐代刘禹锡《竞渡曲》认为竞渡起源于武陵，当地竞渡时水手的号子是“何在”，正是为屈原招魂的意思。而刘餗《隋唐嘉话》也认为江南地区流行的端午竞渡是起源于乡民拯救屈原。
    在南方广泛流行端午竞渡的同时，竞渡本身作为一种游戏也渐渐传入北方。《唐诗纪事》说唐中宗在皇宫中观看竞渡游戏。《资治通鉴》记载唐敬宗欲造二十艘竞渡船，遭到大臣反对，减为十艘。唐代这些龙舟的规模之大，制作之精，竞赛之激烈，前所未有。从此以后，龙舟竞渡名副其实。不过，清代学者考证：唐敬宗是在三月观竞渡，唐穆宗是在九月观竞渡。由此看来，唐宫的竞渡只是游戏，跟端午节没有直接关系。
    端午竞渡习俗又出现在后蜀国，皇帝孟昶在端午节陪同其母观看竞渡。南唐后主则利用民间端午竞渡习俗训练水军，把竞赛获胜者编成“凌波军”，加强水上力量。
    到了北宋时代，首都汴京（开封）的竞渡在端午节举行。按照《岁时杂记》的说法：“五日竞渡起于越王勾践，后以为拯屈原。世人遂以为戏。刻舟为龙，服具彩绘一色，极其华侈，横江跳浪，便捷如龙。掷彩夺标，传为盛事。”宋代都城的龙舟竞渡仍然只是一种游戏。
    不过，在宋代南方的岳阳地区，端午竞渡却是一种禳灾辟邪的民俗仪式。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各庙从四月初八开始备船，进行竞渡，到端午节结束。百姓解释说竞渡是为了辟邪除瘟。有人病了，就在河边设神盘以祭祀神灵。还要准备酒肉，以犒劳划船、击鼓的人。另外，有些人则制作草船，放到河里漂走，即送瘟神活动。
    元代，政府禁止龙舟竞渡。清人范寅《越谚》引《元典章》说：划龙船这种活动，在江淮、闽广、江西都有，应该要求各地政府加以禁止。（龙舟竞渡（摄影：悍马）——端20）
    明代宫廷也有端午节请母后观龙舟竞渡的礼仪，明末逐步废除。但是，端午竞渡在南方各地民间依然广为流行。张岱《陶庵梦忆》说自己平生看过西湖竞渡十二三次，还在南京秦淮河、在无锡某地、在瓜州金山寺看过。其中，瓜州龙船有十多艘，龙头龙尾。龙头上有一人表演倒立，龙尾悬挂一个小孩子，非常惊险。彩色船篷，旌旗招展，各有二十个大汉划桨。船上钲鼓齐鸣，两岸观众人声鼎沸。从五月初一一直延续到十五，真是热闹非凡。但是，张岱认为上述四地的竞渡习俗都只是游戏。
    其实，明代民众对于竞渡习俗是有自己解释的，而且各地不同。其中，以纪念屈原的传统说法为多，但也有例外。弘治年间《温州府志》说是为了“祈年赛愿”，就是祈祷丰收。崇祯年间福建《海澄县志》则云：“所在竞渡非惟屈原，亦以避邪。”崇祯年间福建《尤溪县志》云：“斗龙舟以祛瘴疠”——驱除瘟疫。
    清代，端午竞渡遍布南方各省，北方也继续流传。有学者统计，在全国共有二百二十七种方志记录有竞渡习俗。乾隆帝曾在端午节命内侍在北京福海举行龙舟竞渡，但后来时断时续。清代民众对于竞渡习俗的解释主要有纪念屈原，或驱除瘟疫，与明代基本一致。
    “民国”时代，端午竞渡逐步衰落。当时，南京龙船由各种商业团体兴办，包括河帮、江帮和木牌帮。端午日，各帮船只集合于夫子庙前，船上有各种杂技表演。各船竞渡，争夺锦标。观者云集两岸，十分热闹。南京人一般认为秦淮河龙舟竞渡是为纪念屈原。可是，清末发生竞渡看台倒塌的事故，“民国”时竞渡又发生桥梁坍塌，伤亡惨重。于是，竞渡被官方最终禁止了。
    其他地区，如苏州、宁波、湖南、湖北等地端午竞渡也很热闹。虽然纪念屈原的传说还在讲述，但是现代竞渡基本上都是娱乐游戏了。
（二）关于竞渡的其他传说
    虽然全国各地的端午竞渡习俗多数将纪念屈原作为目的，但是，江浙两省部分地区却沿袭本地古老传统，认为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或孝女曹娥。
    曹魏时代邯郸淳《曹娥碑》记载：浙江上虞人曹盱于汉安二年（143）五月，在当地人迎接“涛神伍君”（即伍子胥，死后成神）的活动中，逆涛而上，不幸溺死，尸体也消失了。曹盱的女儿曹娥投江自尽，找到了父亲尸体。不过，东晋时代虞预《会稽典录》把这个事件的时间具体为“汉安帝二年（108）五月五日”。可能当地已经出现把端午竞渡习俗归结为纪念春秋时代吴国大将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受诬陷而死，深受百姓同情，古代关于他的戏曲很多。江浙百姓说他死后成为涛神，借江涛宣泄自己的怒火，是很符合人类心理的。（上虞曹娥庙——端17）
    隋代杜公瞻注解《荆楚岁时记》，介绍了关于端午竞渡起源的三种传说。第一，起源于拯救屈原。第二，在东吴地区是源于迎接涛神伍子胥，与屈原无关。第三，起于越王勾践（理由不详）。杜公瞻客观地介绍以上三种说法，并不强求一致。这种态度承认不同地区人民有权根据本地历史文化对端午竞渡进行自己独特的解说。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表示感念于孝女曹娥和忠臣屈原，可能当时的民间传说不仅讲纪念屈原，也讲纪念曹娥。曹娥的父亲死于端午迎接涛神，她为寻找父亲尸体而投江，成为孝女。后人也把纪念这位孝女列为端午竞渡的目的之一。例如，明清时代湖北《云梦县志》记录，当地水浅，无法竞渡，只能用竹子做旱龙（即旱龙船）。上边摆设屈原像、游江女娘像（县志作者认为是曹娥）和瘟司水神像，最后送到河边焚烧。
    正确对待不同地区的不同民间传说是很重要的。民俗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同地区历史与地理条件不同，人们对端午节的解释有差别是很正常的。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创造，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更有利于创造未来文化。因此，我们不能用普遍的屈原传说去贬低或取代其他地方性的民间传说。
十三、端午节的射柳游戏
    古代端午日要出门辟邪，为了消除无聊，人们发明了很多游戏活动，如射柳、打马球、摔交等。但后两种游戏流行地区不广，时间也不长，所以，本文只介绍射柳。
    射柳，又名足藉（左足字旁，右藉，音扎）柳、示昔柳枝、扎柳。其基本形式是骑马射柳树枝，展示骑术和箭术。这种游戏具有军事价值，在早期主要是由军人表演。
    射柳游戏起源于古鲜卑族秋天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树立柳树枝，众人骑马绕行三周。汉族的射柳游戏，据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考证，开始于唐朝。
    宋代射柳游戏分别在三月三和端午节进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玩法比较正规：皇帝登楼观看军人表演百戏，其中有“示昔柳枝”：地上插柳枝，若干骑手驰马射之。但是，时间是在三月。庞元英《文昌杂录》记录的则是在端午：军人在端午日树立一根旗杆，上边悬挂鸟笼，骑马射之，称为“扎柳”。
   北方的辽国也是清明、端午两节玩射柳游戏。他们把装着鹁鸽的葫芦挂在柳树上，军人骑马射葫芦。射中，鹁鸽飞出，飞得高者获胜。金国因袭辽国风俗，世宗皇帝在端午节观赏射柳，还奖励优胜者。金人一般的玩法是：在毬场上插两行柳枝，标上记号。按照尊卑顺序依次驰马射箭，能够射断柳枝而且用手捡起断枝者最优，射断而不能捡起者次之。其他为负。
    明代多位皇帝都到万岁山（今名景山）观看射柳游戏。明代末年，射柳开始流行民间，并固定在端午进行。活动地点在天坛到金鱼池一带。天坛本来也是民众端午“避毒”的处所，正好观看射柳。
    清代官方与民间也都在端午进行射柳活动。
十四、韩国、朝鲜和日本的端午节
    端午节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随着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陆续传播到韩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在此只介绍韩国、朝鲜和日本的端午节。
    （一）韩国、朝鲜
    韩国、朝鲜，原本都属于统一的朝鲜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裂为南部的韩国和北部的朝鲜。其实，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之外，韩国和朝鲜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是一样的。
    朝鲜王国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端午节自然也在引进之列。当时学者洪锡谟《东国岁时记》记载：端午日，男女儿童要化上“端午粧”，就是用菖蒲水洗脸，涂上胭脂，削菖蒲根做簪子，“遍插头髻以避瘟”。同时又把端午称为“女儿节”，因为这一天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在朝鲜，妇女用菖蒲煮水洗头，然后用菖蒲根簪头发。据说这一天采来的艾蒿晾干制药非常有效，所以人们都去采艾蒿。有人用艾蒿做艾饼食用。韩国、朝鲜的端午节在节日时间、名称、以菖蒲、艾蒿作为主要辟邪药物、妇女归宁、采药制药等方面，都与中国端午节习俗一致。（韩国端午的龙舟——端18）
    不过，韩国人也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有些地区，妇女玩“荡秋千”的游戏，男子则热中于角力，就是摔交。时至今日，韩国江陵地区还保持着完整、盛大的“端午祭”活动，并于2005年底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二）日本
    日本也有端午节。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贵族阶层首先引进了中国的端午节。后来，这个节日传入民间。江户时代，端午节的各项要素已经普遍存在于日本民间生活之中。
    日本主要的端午习俗包括：吃粽子和柏叶饼。有些地区把菖蒲和艾蒿插在屋檐上，或放在房顶上。有些地区喝菖蒲酒，用菖蒲水沐浴。传统的日本浴池在端午都要把菖蒲切成段放进水池中。这些都与中国端午节习俗基本一致。鹿儿岛五月五日的时候，母亲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出门，在外边跳一种名叫“幼女祭”的圆圈舞。类似于中国南北方普遍存在的带孩子回外婆家“躲端午”的习俗。
    日本冲绳有端午竞渡习俗，称为“哈利”。长崎的“爬龙”活动就是竞渡。这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当然，与中国一样，日本的竞渡活动并不都是在端午节进行。像对马、岛根等地区的竞渡日期不是端午节，内容也是日本特有的神社祭祀仪式之一，这些恐怕是日本文化固有的。
    日本端午节的独特之处是，挂鲤鱼旗，摆武士偶人。在日本，端午节主要是男孩子的节日，三月三是女儿节。所以，每到端午节，有男孩子的家庭要挂出鲤鱼形状的旗子，有一个男孩挂一条。从鲤鱼旗的数量可以知道此户人家有多少个男孩子。家里还要摆出相应数量的武士偶人，表示孩子未来能成为武士。不过，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原始的武士偶人可能是用来转移污秽和灾难的，就是把它们扔到江河大海里。这和中国民间的“躲避灾星”、“扔灾”习俗是一致的。
    端午节从战国时代开始，至今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端午节把一个原本普通的日子，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节日，使我们平淡的生活变得富于诗意。这是端午节最大的意义。
陈连山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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